譬如，在清代晚期，魏源作为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其代表作《默觚》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学篇，下篇即为治篇。

除此之外，学前教育法尚未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也未对此项教师义务做出规定。条文的体系结构方面，基本权利义务+个别特别权利义务的立法格局欠缺周延性和包容性，不符合教师基本法的法律定位，建议增设兜底条款，为其他教师权利义务留出规范接口。

权利说的代表性观点是监护权转移说，即认为教育惩戒权源于父母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权，未成年人在学校时，父母将其转移给了教师和学校。首先，教师申诉制度的外延小于教师权利救济制度。然而据此形成的基本权利义务+个别特别权利义务的规范格局，就现行立法而言，缺乏包容性和周延性，无法涵摄教师行业的所有权利义务，不符合教师基本法全面性和统摄性的法律定位。在教师保护义务缺位的情形下，学校与教师义务配比失衡，学校与教师难以形成对未成年人的校园保护合力，保护效果堪忧，亟须通过立法设定教师的保护义务。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提出保证教育教学自主权，鼓励教师大胆创新，改进教育教学方法，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活动，积极探索符合学科特点、时代要求和学生成长规律的教育教学模式，显示出了国家对于增强教师教学自主权、深化教育教学领域放管服改革、为教师增权赋能的决心。

专业人员的定位只是确立了教师的职业属性，其设定并不能界定教师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法律身份和地位[31]，亦无法体现其承担国家教育公共责任的公共属性[32]，教师职业的公务性描述降至最低点。但囿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法治观念、法律资源和立法技术等条件的限制，如今看来，教师权利义务条款在体系结构、立法语言、内容范围等方面存在诸多需要完善之处，难以适应当今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教育理念的发展，亦无法满足其对教师职业进行权利保护和行为规范的目的和需求。作为法学的法理学关于法是什么的命题旨在整理一个个系列的部门法学的知识体系而使得各个部门法学在总体性关系中具有统一性。

就权力而言，不仅国家机关拥有，而且私人也可以拥有法理学凭借其关于法的理想的命题——完善人性的观念的命题——为各个部门法学之中的争议问题提供一个最抽象或最高层面的理解与解释的基础。法理学中关于法的理想的命题之中国研究现状如何呢？本文认为，这个研究在中国付诸阙如。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作为形式客体是指各个国家的实在法作为整体所共享的那些共同概念、原则与观念。

因为在这些疑难案件的情形下，法律人要想得到正当的法律决定或判断，他们必须要进行价值判断或立场选择。也就是说，它必然体现并应该追求和实现完善人性的理念。

它们的不同只是政法法学使用的是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话语，而社科法学使用的是其他科学的话语。如果有人一定要坚持所谓的中国法理学，那么在本文的作为形式科学的法理学的意义下，这个所谓的中国法理学的研究的内容或主题可能是：法理学的命题在中国实际的法及其实施中的落实与体现，这种落实或体现只是法理学命题的例证或显像，它们既可能丰富了法理学命题的意义或扩展了对法理学命题的理解和诠释，也有可能修正了人们对法理学命题的某些理解与诠释。这个理性观念也许是每一个人在理性观念都必然认为他或她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正如前述，法理学关于法是什么的命题的研究最终必须回溯到关于法的理想的命题的研究。

不仅现代社会的法律逐渐细节化与复杂化，而且现代社会的法律实践中也出现越来越多的疑难案件。无论是实务法律人还是学院法律人都不得不承认下列事实：在法律实践之中总是存在着疑难案件或法律漏洞。而社科法学的最大特点是：自觉地或迫不得已地——不把法律话语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而是试图从法律话语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予以考察，考察其实践效果。如果是法律规则，那他总是要得出该实在法规定的是法律权利、法律义务还是法律责任、法律制裁。

就法理学的研究而言，我们必须从法的认识论及方法论、法是什么的命题及其概念研究回溯到关于法的理想的命题的研究。职是之故，法律人或法官在针对疑难案件论证其正当法律决定时必须准备或建构一套关于法律的整体或完整理论。

因此，任何现代社会的实在法律体系都不可能保证其法律人不会遭遇疑难案件。这样大体上两部分的架构成为后来英美法学的主流认知框架，它的最大进步在于能够将法学以整体统一的形态呈现出来，从而将特定国家的那些杂多的实在法建构为一个体系或有机体。

因此，在作为法学的法理学的体系之中，法的理想的命题先于或高于法是什么的命题，是包括了法理学的整个法学体系之中的那个无可倒退的命题。职是之故，这些任务的完成必然需要法的目的论，因而需要关于法的目的命题或知识。即使特定国家的法理学，它的研究对象也不是该国家的具体的杂多的实在法。综上所述，法理学的研究主题有三个方面：（1）关于法是什么的命题、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同时，这意味着，作为知识体系的部门法学与法理学中关于法是什么的命题根本不可能完全涵摄杂多的经验的实在法的所有性状，也不可能完全涵摄无逻辑的生活世界中实际发生的具有特殊性的所有具体案件。由此可见，奥斯丁创立法理学的目的在于，将各个部门法学建构为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从而保证英国的实在法是从更高层次的原则演绎出来的必然结果。

那么中国社科法学针对的是他们所说的政法法学与诠释法学，后两者是否就是作为独立科学的法学呢？ 就政法法学而言，本文认为它与社科法学在认识论上如出一辙，都是运用其他科学的原理与方法研究法律。这个问题产生于法学方法论在法理学体系中的局限性，或者说它只是保证法学作为一门完整独立的科学的一个方面而已。

五、结语 中国社会在全球化浪潮裹挟下，不断地朝向现代社会迈进，而现代社会是不断理性化与分化的社会，这就导致法律越来越成为该社会的社会秩序形成或社会整合的主要媒介，最终成为唯一媒介，也就是法治社会。这个整体或完整理论就是法理学的研究主题。

但中国法理学界那些关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人没有意识到下列问题：如果法理学只是进行法学方法论的研究，那作为法学的法理学是根本不可能实现前述的其在法学体系与法律实践中所应该有的作用。无论是通过司法逐步发展的法律体系还是通过创制包罗万象的法典的法律体系，在任何法律问题出现时，它们事实上都没有能力向法律的适用者与遵守者提供下列保证：根据它们的规范体系与经验前提逻辑地推论出关于特定案件的法律决定或命令是什么，根据它们的规范体系与经验前提在属于法学方法的规则的帮助下强制地证成特定案件的法律决定或命令。

如果不理解后者，你就不可能理解前者，就更不可能就某个实在法作出判断或获得知识。也就是说，它能够使得作为一门统一的完整的科学的法学从其他科学之中独立出来。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即人性在于人是理智世界的存在者，人是理性的存在者。所以，法理学与裁判或法律实践的任何其他面向，两者之间没有任何断然区分……法理学是裁判的总则部分、是任何法律决定的无声前言。

法律人尤其是法官针对疑难案件作出正当的法律决定必然要求他们诉诸法理学的主题。（3）关于法的理想的命题。

如果有人不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中国法理学，那他或她就可能误解了或者甚至不明白本文意义上的也是原本意义上的作为形式科学的法理学。部门法学是直接针对特定国家的杂多的实在法，法理学关于法是什么的命题是直接针对部门法学的。

概言之，法律实践中疑难案件的发生或存在是必然的。其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对英国法律应该被形塑所依据的伦理理由进行探究。

质言之，本文主张下述观点：作为法学的法理学是现代社会的客观必然要求。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想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明白，法理学这三个层次的命题之间的关系。这些学者坚持这种观点的理由也许在于：从词源上看，英语中的jurisprudence确实来自于古罗马人所创立的作为科学的法学（Iurisprudentia）,但奥斯丁选择这个词的意图在于他要创立一门与其他科学相区分的独立科学的法学，他绝没有将研究特定国家的实在法的部门法学包括在jurisprudence之中的意图。这个意义上的法理学是一门形式科学，它的研究主题可以被区分为三个方面：关于法是什么的主题，关于法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主题，关于法的理想的主题。

因此，法官必须进一步诉诸一般理论或更高层次的一般理由。就法学而言，它在现实中呈现的样态就是一个个部门法学，而部门法学关注的核心是特定国家的实在法。

就后者而言，奥斯丁创立法理学的目的在于，将法学从其他科学中独立出来，将法学建构为一门独立的完整的科学。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社会随其不断的现代化而不能形成法治社会，那么该社会就不可能继续发展为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

真正能够凸显法理学作为一门法学学科的研究范围的著作，是其去世之后由其遗孀莎拉·奥斯丁（Sarah Austin）整理并于1861年和1863年分别出版的《法学演讲录》（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or,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的第一卷与第二、三卷。我们应该从这三者各自研究对象特殊性质的角度对它们作出区分。